時刻"準備"著
“每小時300美元不是那麼好賺的。”柴院長感嘆，外人只道譯員在“箱子”（譯員工作的小隔間，業內俗稱“箱子”）嘰裏呱啦說一小時，可他的準備工作要用去足足一個星期，甚至更長時間。“比如說給國際環保組織成員國大會做翻譯，大會主題是臭氧層，你看看一個譯員提前要看多少材料……”說話間柴院長把一疊書和文件放在筆者面前，他先抽出兩大本的辭典。“法規、條約和化學知識還只是基礎，環境大會還涉及經濟發展、地區協調等等……”所以除了兩本磚頭一樣的公約，還有四五份文件要“啃”，而這些不過是為一次會議所做的準備。
柴院長身在行中，對於其中甘苦“冷暖自知”，他笑說從來沒有會議口譯員以此發家，同行中更是沒有腰纏萬貫的。幹這行，至多也就算“中產階級”。
語言、技巧、心理，一個都不能少
什麼樣的人有成為口譯員的潛質？準譯員要過哪些關卡？歸納起來就是語言、技巧和心理三道關。
做口譯員需要天賦。學習外語到了一定程度會遇到很難突破的瓶頸，即外語和母語之間的壁壘，只有突破瓶頸，使自己的外語水準無限接近“母語狀態”，這才擁有成為口譯員的資質。談到口譯係在去年9月招收的第一屆學生，柴院長形容他們“幾乎已經養成了用英語思維的能力”。
有了語言功底，做譯員關鍵還是訓練技巧。做口譯，必須打破常規的記憶方式，訓練準譯員，實質是記憶重組的過程。在復旦開宣講會時，口譯係一個男生當場演示了一次。柴院長作一個10分鐘的簡短報告，那個男生隨後把10分鐘裏講述的內容一字不漏地翻譯出，當時台下的學生最感興趣的就是，那個男生究竟做了什麼樣的筆記？不過，看口譯員的筆記是徒勞的，那上面只有零碎的片語，劃線和古怪的記號，普通人壓根看不懂。其中區別在於，平常我們總是根據“含義”來記憶，聽到一句話反映出它表達的內容，可口譯員聽到的不是完整的句子，而是一組一組的單詞塊，他們把單詞塊拼接起來，轉換了用另一種語言表達，這個過程好像電腦數據處理一樣。
口譯訓練中有一項很有趣的“影子訓練”，就是讓嘴和耳朵“各自為政”。如果一個人說話，另一個人立刻跟著重復他剛才說過的話，這並不困難，而“影子訓練”意在拉長時間差：一個人先說10秒鐘，另一個人再跟上開始重復他說過的話，這時耳朵聽著對方正在說什麼，嘴裏重復的是對方剛才說過的。這種訓練從“中文中文”到“英文英文”，最後是“英文中文”，也就是模擬口譯了。
著重培養的，還有準譯員的心理。長時間的學習中，很少有人體會到“成就感”，高難度的材料，高難度的訓練，學生的自信每天都面臨著挑戰。柴院長說，他相信這些學生是優秀的，他在課後不吝誇讚，但是“接受打擊是培養的一部分，不斷地被否定被打擊被質疑後還能堅持下去，這才是口譯員的心理素質。”
和壓力相隨
做口譯員最大程度上考驗的是心理素質，口譯的工作環境幾近“嚴苛”。如果做筆譯，碰上瓶頸或者身心疲勞，可以先把工作擱一邊，等狀態回升了再繼續；可口譯工作中根本不存在“緩衝”———卡殼了，想辦法繼續；大腦疲勞了，集中精力堅持下去；出差錯了，沒工夫懊惱，豎起耳朵繼續幹活……會議口譯基本是個吃力不討好的差事，做得好是應該的，可若稍有偏差，遭遇的難堪是常人難以忍受的。柴院長透露，聯合國的大會上，有暴躁的代表覺得口譯員沒能表達出他的意思，當眾拿起鉛筆扔到“箱子”的窗戶上，而這樣的情況，並不罕見。
口譯員的另一大壓力來自“漂泊”的生活。承擔國際會議的翻譯工作，註定了要輾轉于紐約、日內瓦、內羅畢等城市，飛機和時差成了生活的組成部分，他們是這個時代“變異”的波西米亞人。這樣的工作做一時，是“挑戰”，但有幾人能接受一輩子這麼過？柴院長深有感觸地說，選擇做口譯，一生都將和壓力相伴。
不吃"青春飯"
由於高強度的腦力勞動、高壓強的工作壓力，口譯員總被看作吃“青春飯”，甚至有人戲言，做口譯員用腦過度壽命不長，柴院長笑言這些是外行胡亂杜撰的：“陳方安生的哥哥方順生就在聯合國做了一輩子口譯員，老先生在3年前以65歲的高齡光榮退休，我們偶爾還有聯繫，他老人家健談風趣，精神好著呢。”行內人都明白，口譯員是“越老越帥”，隨著年齡增長，經歷了大風大浪，做口譯幾入化境，比如某個會議的翻譯，3人輪流翻譯20分鐘，在那40分鐘休息時間裏，老譯員會瀟灑地出去和朋友聊聊天，喝杯咖啡，然後提前5分鐘回到“箱子”，繼續開工……對於這些老譯員來說，口譯就和吃飯喝咖啡一樣自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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